顾维钧的家世与早年留学经历
【编者按】
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得到50个创始国的一致通过。签字仪式于次日进行。联合国的5个发起国—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先签。中国代表团排在首位，由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首席代表顾维钧率先签名，从此他的名字便跟联合国宪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顾维钧服务外交界逾半个世纪，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大使及驻国际联盟的首任代表，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出席过巴黎和会与旧金山会议，代表中国参与筹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在巴黎和会上，他为维护国家主权拒绝签字，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旧金山会议上，他代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工作，为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顾维钧先生逝世35周年。本刊特邀《顾维钧传》的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撰文介绍顾维钧先生的家世和早年留学美国的经历，以纪念这位“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的家世与早年留学经历
文 | 金光耀
01
顾维钧的父亲顾溶，顾维钧在其口述回忆录中提供的信息并不多，因此顾溶的生平极为模糊，以致有关顾维钧的家庭出身常常出现错误。如台湾《传记文学》载关国煊所撰《顾维钧博士的一生》一文，提到顾溶担任过大清银行的总裁，就是误记。
嘉定博物馆中藏有顾溶墓志铭拓片，墓志铭由晚清官僚、文学家樊增祥撰写，是顾溶生平的重要资料（图一）。以此为基本史料，结合其他资料，可以较清楚地勾勒出顾溶的生平，并可藉此了解顾维钧从小成长的环境。
图一
顾家祖上从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已成嘉定城中大户人家。顾维钧父亲顾溶，字晴川，1856年出生，自幼“资禀明达，性行笃淳”。但顾溶刚懂事，家中就经历了剧变。1860年，太平军进占嘉定城，此后三年，多次进出。兵荒马乱中，顾溶的父亲被太平军抓获，并被索要赎金，顾家倾其家产将人赎了回来。但因监禁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顾溶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顾溶的母亲邹氏与嘉定城中许多人一样，为避战乱，拖着年幼的儿子并怀抱着更幼的女儿，逃往上海的租界。
正如顾溶的墓志铭所言，“嫠母茕雏，资产如洗”，邹氏拖儿带女到上海后，只有依靠嘉定传统的刺绣手艺养家糊口，拼命地做针线活，在暗淡的油灯下干到深夜。大户人家的传统，使邹氏在为生计奔忙时也不忘督促儿子学习，只是家境艰难，顾溶学习的重点不是传统的诗书，而是“攻著作于计然”，期望着学点本事可以早点谋生，“托生涯于货殖”。
顾溶14岁时进入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结婚成家后，顾溶在岳父的报关行里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境开始好转。但当顾溶23岁的妻子蒋福安刚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报关行因经济衰退倒闭，顾溶一时失去了工作。蒋福安为此十分担忧，她已经有了两男一女，生活的重压使她不愿再添孩子增加家庭的负担。她指望用某种民间偏方进行流产，但这一偏方并不见效。不久，顾溶又有了更好的工作。因此，顾溶夫妇将腹中的第四个孩子看作是给顾家带来了好运。顾溶有了新工作后，搬进了小南门梭子弄的一所大房子，第四个孩子顾维钧就出生在新房子中。
顾溶的新工作并不是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的在轮船招商局任事，这还要到几年之后。这份新的工作是在朱葆三的慎裕洋行管账，做总账房。出生于浙江定海的朱葆三年幼丧父，14岁时来到上海的五金店做学徒，靠着勤奋和聪明，逐渐被提拔为总账房和经理。后来自立门户，开办了慎裕五金店，店址最初在老城厢的新开河，后来搬到了紧挨着外滩的福州路13号，名称也改为慎裕洋行。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朱葆三要聘一个人做总账房，就找到了与自己年轻时经历相似的顾溶。顾溶没有辜负朱葆三的厚望，管账后得到了“账法精通，品行纯正”的好评。
遇见朱葆三是顾溶人生的转折点。地处公共租界中心区域的慎裕洋行是人来人往的重要社交场所。顾维钧晚年仍然记得父亲在福州路的办公点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见面的地方。慎裕洋行紧挨着外滩9号轮船招商局的北门。1892年，顾溶得到盛宣怀的赏识，进轮船招商局，“年三十七，见器於武进盛公宣怀，不次擢之”。顾溶的新工作是招商局新船快利轮的坐舱。快利轮是招商局专跑汉口宜昌航线的，当时刚投入运营，吨位870吨，是航行于汉口宜昌航线的四艘轮船中吨位最大的（另三艘是招商局的固陵轮304吨，太古洋行的沙市轮811吨，怡和洋行的昌和轮677吨）。坐舱负责轮船的客货业务，相当于乘务经理。顾溶与另一位坐舱林朝钧随快利轮首航抵达宜昌时，当地官商“以炮竹相迎”，“共放鞭炮二十余万响”，盛况空前。快利轮经营汉宜航线获利很大，到1900年，除去各项开销，“结余二十四万二千余金”。但顾溶在快利轮干得并不十分愉快。在1895年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顾溶抱怨说，“所有在船卖票、收交客位水脚银两及进退司事一切等，均伊（张午峰）一人经理，溶稍稍询问，即含糊答复”。另有他人给盛宣怀的信函称，“张顾二人素不相能，……同舟龃龉”。
1901年，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为联络与官府关系，将顾溶推荐给袁树勋，让顾帮袁主理财政，“辟掌支应”。顾溶很快就得到袁树勋的赏识，因理财成绩显著，不久就“晋三品衔”。上海道台要经手许多钱款，这些钱平时存放哪个银号或钱庄，袁树勋并无定见，全听朱葆三的，因此那些银号钱庄的经理都要到慎裕洋行来找朱葆三，以致当时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顾溶在这之中自然起了重要作用。1908年袁树勋升迁为山东巡抚，顾溶仍为袁做事，“办外海拯濟”。顾溶手头阔绰后，在家乡嘉定置田2300亩，捐出来办“承裕义庄”，为族中子弟办学，并赡养族中贫困者。袁树勋在1911年专为顾溶写了“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在为袁树勋做事时，顾溶与盛宣怀的往来也没有中断。1909年，顾溶受盛宣怀委派任汉冶萍公司的查账董事。1911年5月，顾溶再次受到盛宣怀重用，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并加二品衔直隶候补道。
从顾维钧出生到长成少年的过程中，顾溶从一个“账法精通”的账房先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盛宣怀、袁树勋这样的晚清重臣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其中，朱葆三的作用是关键的。因此，不管顾溶到哪里去任职，他与朱葆三的关系都没有中断过。1905年顾维钧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填写的顾溶的联系地址还是慎裕洋行所在的福州路13号，租界的中心区域。作为一个官商，顾溶不仅为顾维钧提供了优裕的生活条件，他在政商两界周旋的丰富经历也对少年顾维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2
顾维钧漫长一生的最初16年，就是在上海租界内这样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顾维钧留学前与母亲及哥哥们的合影
与当时的富家子弟一样，顾维钧刚过了4岁就与他的二哥一起进私塾读书。私塾在公共租界内苏州河北的唐家弄，离苏州河南的顾家约三里路。私塾的学费每年6块银元。他从认字开始，后来读经书，背诗歌。不管学什么，私塾老师都要求大声朗读。顾维钧在私塾读了7年，根植下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和热爱，也打下了传统学问的初步根底，以后他步入外交界，虽以精通英语、擅长英语写作和演讲而闻名，但处理中文文书也得心应手，就受益于私塾的训练。直到晚年，他还能随口诵读几十首唐诗。
在私塾读了7年后，顾维钧进入设在公共租界昆山路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预科学习。中西书院住读，每周一上午父亲顾溶陪他一起从家中出发，到福州路13号父亲去慎裕洋行上班，余下的一半路程由仆人送去，每周六坐黄包车回家。刚过十岁的顾维钧在这所学校开始学英文，接触西方文化，并显示出在学习上的天赋。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在班级的英语拼字比赛中，总能拔得头筹。
1901年3月，顾维钧考进圣约翰书院读预科。圣约翰书院是一所由基督教会圣公会于1879年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主要由美国人担任。1891年正式成立大学部，为中国最早提供现代大学课程的学校。顾维钧入学的前一年，书院读正科（即大学）的学生一共43人，读预科的学生一共125人。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来自富裕人家。预科学生中家庭出身商人的80人，学者的25人，牧师的20人。在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里，顾维钧对美国有了最初的了解。
顾维钧在中西书院和圣约翰书院读书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成之时。在租界中长大的顾维钧，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中西书院读书时，有一个周六，他像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过外白渡桥上桥时，车夫拉得很慢，跟在后面的一辆马车上的英国人急着要去跑马场赌马，嫌黄包车挡了他的道，就用马鞭抽打黄包车夫。顾维钧气愤地回头用英语斥责这个英国人：“你是绅士吗（Are you gentleman）”顾维钧知道对英国人来说，这是很严厉的斥责。
到圣约翰书院读书后，顾维钧骑自行车到地处梵王渡的学校去。一次，骑自行车的顾维钧为避开马路上的车辆，在静安寺路上跟着一个英国男孩骑上了人行道。英国警察放过了前面的男孩，却将他扣下了。同样骑车，却面临不同的处理，仅仅因为前者与警察一样是英国人。这件事对少年顾维钧有很大的刺激。晚年手书回忆录提纲时，他将这件事和外白渡桥的事列为读书期间不能忘记的两件事，并在与记者谈到外白渡桥那一幕时说，这让我觉得一定要收回租界, 取消不平等条约。民族主义意识就这样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20世纪初，即使在上海的租界内，自行车也是一件奢侈品。顾维钧有一张手扶自行车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照片中的顾维钧留着当时国人都有的辫子，穿着长褂，左手夹着一顶中式礼帽，脚穿一双布鞋。留辫子的少年手扶当时很新潮的自行车，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生在传统社会的顾维钧对新事物新风尚的追求（图二）。另有一张照片，顾维钧头戴西式宽边礼帽（因此看不出辫子），身穿一套深色西服，上衣敞开着，白衬衫上映着花格领结，脚登一双白皮鞋，一副洋场少年的派头（图三）。这几张照片，都有“宝记Pow Kee” 的馆铭。“宝记”是晚清民初公共租界内最有名的照相馆，老板叫欧阳石芝，是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学生和同乡。当时去“宝记”拍照是上海滩富商和文人的时尚。这显示出租界生活对顾维钧的另一层重要影响，即西方文化对一个十多岁少年的示范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接受。在租界和教会学校的氛围中，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民族主义意识同时进入顾维钧的心中，交融汇合，形成一种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顾维钧年少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不会褪去的底色。
图二
图三
03
1904年顾维钧赴美留学。第一年在库克学院学习。1905年9月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常青藤名校的学习生活。进入哥大这样的顶尖大学学习，顾维钧开始还不能完全适应它的学习。第一学期五门课程，一个B，三个C，一个D。但他的学习能力很强，第二学期八门课，已经是一个A，四个B，三个C了。哥伦比亚大学有一规定，攻读文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拉丁文甲班的课程，这一课程是以在中学学过四年拉丁文为基础的，而顾维钧从未学过拉丁文。为了能修这门课以获得文学士学位，他利用一年级升二年级时的暑假开始学拉丁文，结果用六周的时间学完了中学四年的课程，取得了修课的资格。一年后，他在拉丁文甲班的考试中得了A。
第二学年开始，顾维钧的课程除英语外，集中于历史、政治和经济，因为他希望以国际法和外交为主修目标。他选修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比尔德教授（Charles Beard）的三门课：1832年改革法案前的英国史、美国政党和比较政治学。比尔德此时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在哥伦比亚大学刚开始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日后他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在三年级的时候顾维钧修满了大学本科四年所需的学分，1908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他注册为政治系的研究生，主修国际法。1909年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顾维钧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授是穆尔（John Moore）。顾维钧80多岁的时候，有人问他，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回答说是穆尔教授。穆尔教授是国际法权威，编有多卷本的国际法巨著《国际仲裁》，当时有不谈穆尔就不用谈国际法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
在准备博士论文时，顾维钧确定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拟由九章和一个导论组成。导论部分准备提供中外关系的一般背景，外国人在华地位，约束中国的条约的性质，以及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享受的治外法权。正文部分的重点是评析外国向中国提出权利要求的全部案例，以及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一般原则。论文的提纲得到穆尔教授的认可，认为这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
论文撰写过程中，顾维钧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外交私议》。开篇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降为“第三等国”，丧失之权益“其为吾衮衮诸公而甘心放弃者亦何可胜道者”。因此，“中国不欲定外交方针则已，中国而欲定外交之方针，必先自保存未丧失之权利始。”在列举了中国丧失的租界里的领土权、赋税权以及外国人游历内地等权益后，他总结道：“中国外交之所以败坏决裂而无可收拾者有三故焉。一曰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二曰无统系之办法，部臣与疆吏异意，督抚与僚属殊方。···三曰无胆识之外交家，···始则延宕以避之，继则婉词以缓之”。在顾维钧看来，中国外交亡羊补牢之计在得外交之人才：
所谓外交人才者，其必有法学上高等之学识，料事决谋之果敢，所谓足智足勇是也。难者曰：智者尚矣，而勇者何为哉？我国当国事衰弱之秋，无海陆军以为后盾，而欲以姜桂之性言外交，毋乃启强邻之怒而速自亡之机乎？余答曰：否。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
”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是代以来中国丧失的条约权益，正是他在撰写中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文章结论部分提出的解决中国已丧失的权益需要具备法学知识的外交人才，是顾维钧博士论文研究的动力，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以公理争强权”预示了国际法的学习对他此后处理外交事务的影响。
1912年2月中旬，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顾维钧接到中国驻美使馆要他去华盛顿的通知。到了使馆后，公使张荫棠告诉他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事后顾维钧知道这出自担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的推荐，但当时对此毫无心理准备，遂以尚未完成学业为由予以婉拒。穆尔获悉此事后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告诉顾维钧，攻读国际法和外交的博士学位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而袁世凯的邀请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极力主张顾维钧接受邀请回国服务。当时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只完成了导论和另外三章，因此他以论文尚未完成表示为难，穆尔在阅读了已经完成的部分后表示，导论这一章已足够作为一篇完整的博士学位论文了，并着手安排有古德诺、比尔德等教授参加的口试。在穆尔的鼓励和支持下，顾维钧最终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并以原论文的导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于3月29日顺利通过了口试。
完成口试后，穆尔让顾维钧找答辩老师中相对年轻的比尔德帮助解决论文的出版问题。比尔德表示，出版方面的一切事务可由他来解决，校对则由比尔德太太承担，顾维钧只要抓紧完成一篇序言就可以了。顾维钧的博士论文最后以《外人在华地位》（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的第126种于1912年出版。作者名下注明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顾维钧的序言则是在回国途中于4月16日完成的。《外人在华地位》是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七年学习的结晶，体现出顾维钧在美国学界影响下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看法，并成为其后来外交活动的思想根源。
END
作者｜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著作有：《顾维钧传》、《中华民国史（第十卷）》（合著）、《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等。编有《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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